中國「和平崛起」 何不從兩岸始

黃春興 2003

在公投問題弄得兩岸關係一團泥濘之際，總算聽到一些稍能令人期待的報導，說中國大陸要建構一套「和平崛起理論」，目的是對外消弭近十年來流傳於西方世界的「中國威脅論」，對內作為推動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」的前導。

這看來是中國大陸的內部事務，為何需要我們的關心？理由很簡單，近年來大陸的崛起，使得兩岸維持過去均勢的條件和意願都已發生變化。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軍事預算，台灣要繼續維持不統不獨的經濟成本日益增加。而雙方都期待改變的情勢，會不斷誘發出各種新的政策嘗試；一不慎，兩岸就立即陷入新的緊張。

舊的情勢早已不再，但兩岸的解決策略仍舊繞著舊日的思維。中國大陸當前繼續在「不獨不戰」的條件說下，不斷提升對台灣的外交和軍事壓力，但遲早會到達新的抉擇時刻。同樣，台灣民間期待以加強經濟整合的方式去化解兩岸問題的想法，也純粹是一種虛幻；經由經濟整合而拉近兩岸經濟生活差距之後，更會突顯兩岸問題中非經濟因素的主宰地位。

的確，台灣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；但同樣因中國崛起而帶來的另一種不同的挑戰，也開始壓迫著中國大陸。以歷史為鑑，中國大陸必須教導人民，避免將近代史上累積的卑屈記憶轉為報復性的情操；在另一方面，也必須努力營造一個和平民族的國際印象，以降低中國威脅論下的負面論述和不信任。中國大陸的新領導人的確看到了這新的挑戰，也很正確地著手「和平崛起理論」。

因此，和平崛起理論本質上應是寬恕和信任的理論，而不應是一套國家發展或重建民族自信的理論，否則只會加深鄰國和西方的狐疑。這套理論也不宜儘說一些中華民族不會侵略其他民族的論調，因為這與寬恕、信任無關。同樣地，理論中摻雜再多的單方的口頭保證，也不會增加對方的一點信任。

就以兩岸關係為例，如果中國大陸繼續堅稱「武力只用來對付台獨份子，對其他的台灣同胞則主張和平統一」，便難以建立台灣人民的信任，因為這話的邏輯是：「你若不聽我的話，我就去掉你；只要聽話，自然會是和平統一。」這類論述等於是說自己是球員兼裁判。

信任是人類相處的大難題。只有與衝突雙方無利益關係的第三者，才有可能在仲裁上獲得雙方的信任。不過，兩岸問題無法以此方式解決，因為中國大陸堅決認為是「國內問題」，而美國和歐盟也不願意去擔任第三者。同樣的，中國崛起後，它和鄰國或西方國家發生緊張關係時，也將不會存在利益無關的第三者。既為大國，就必須面臨無第三者存在的問題，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用兵就是明顯的例子。和平崛起理論必須要以沒有仲裁下的信任問題為核心。

既然沒有可以當仲裁的第三者，信任問題就必須由當事人雙方來解決。信任也無法從口頭保證中獲得，必須依賴一套規則，這套規則除了雙方都可以接受外，更應讓對方有權利審查自己對規則的實踐過程。當年美俄雙方在裁減飛彈數量時便採取這樣的方式。

兩岸關係要獲得突破，就必須改採這樣的策略，或可思考一種約定：「中國大陸開始進行為期二十年的政治改革，兩岸在這期間不談統獨問題。二十年後，如果中國大陸能達到直接選舉領導人（或稍弱的條件）的民主程度，則兩岸開始進行統一的實質談判；如果二十年後，中國大陸無法達此民主條件，則台灣進行統獨的公民投票。」

這個約定的特點，不只是讓中國大陸以其民主改革成果決定兩岸的未來，更在於讓台灣人民去評估對方民主改革的成績。積極意義是要求這一代人努力營造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環境，讓後代子孫不必再重蹈當前的泥濘和混亂。如果不幸中國大陸無法如期實現民主化的進程，但因其為實現統一而做的努力，應可以贏得台灣人民的信任，再以這信任為基礎，難道兩岸還不會再繼續簽訂下一個二十年的新約定？

事實上，這約定源出於高科技產業為了激勵員工所採行的選擇權。選擇權的成就創造了兩岸的經濟繁榮，希望它也能解決政治上的衝突。

雖然兩岸問題只是中國大陸面臨的新挑戰中的一環，但這問題的解決過程，足以影響和平崛起理論的成敗和中國的未來。和平崛起理論是個寬恕和信任的理論，而寬恕和信任是沒有對象的差異，其實現過程也是全面性的，從經濟發展到政治發展，從中央政策到地方行政，從內政到外交，也包括了兩岸。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，更可以為中國大陸贏取鄰國和西方國家信任的機會。

2003/12/23 聯合報